批评之批评 | 一种目光、一种立场、一种建构性力量

昆德拉曾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缺席遭批更糟的事了。”对于翻译而言，具有规范、引导、开拓与建构功能的翻译批评同样不可或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翻译既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同时也无疑面临着巨大挑战，翻译批评显得尤其必要。

尽管翻译批评研究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但总体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翻译批评的发展在整个翻译学研究中始终较为滞后和薄弱，翻译批评理论建构仍亟待进一步加强。翻译批评任重而道远，期待在不懈的探索中，在不断的反思与批评中，翻译批评能够切实承担起应尽的职责，真正成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那条强有力的纽带。

《批评之批评：翻译批评理论建构与反思》遴选并辑录了我国译学界针对国内外翻译批评研究重要著述的代表性评介文章，一方面对翻译批评的阶段性成果加以梳理、总结，展示翻译批评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检视与反思翻译批评走向系统性研究的进程，以期对翻译批评未来的发展做出积极探索。

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

总主编 许钧

《批评之批评：翻译批评理论建构与反思》

刘云虹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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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翻译事业日益繁荣，翻译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翻译，就需要有翻译批评。作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基本纽带”，翻译批评肩负着特别的使命，对促进翻译活动的健康开展、推动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翻译实践的理性发展，需要翻译批评的引导。当前的翻译界，在译事繁荣的表象背后潜藏着危机。许钧指出，翻译的严重问题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是翻译的价值观混乱；二是翻译批评缺乏标准；三是缺乏翻译的质量监督体系，翻译质量得不到保证；四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浮躁的心理；五是翻译文本的选择缺乏规划，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六是中国文化与文学对外译介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七是翻译市场不规范，翻译从业人员资格制度缺乏法律保障；八是文学翻译中抄译、拼凑现象严重。”我们知道，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在“差异”和“制约”中不断选择的过程，是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产物。从“译什么”到“怎么译”，包括对拟翻译文本的选择、对翻译形式的选择、对文本意义的选择、对文化立场的选择、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等，既与翻译所赖以进行的时代语境密切关联，同时也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取决于主体对翻译及其价值目标的认识与理解。因此，从根本上说，导致出现翻译问题的原因是翻译活动仍缺乏足够的理性，在价值导向、翻译选择和伦理意识等方面都或多或少表现出盲目性。这就迫切需要翻译批评积极介入翻译实践，把握翻译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揭示翻译活动中的不良倾向、反思翻译选择背后的翻译观与翻译价值观等深层次原因，进而充分发挥其引导功能，促使翻译活动走向理性。

以拟翻译文本的选择为例。翻译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在思想传承、文化交流、社会发展和语言创新等多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较之于如何译，译什么的问题便显得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相对于翻译策略与方法的运用而言，选择什么样的原著进行翻译是翻译价值得以实现的首要保证。然而，我国翻译出版界在版权引进上始终存在“跟风、重复和轻率”等盲目倾向，或跟风引进国外畅销书，或多家出版社重复引进类似选题，或对拟引进文本缺乏基本的价值判断便轻率引进版权，类似情况屡见不鲜。在中国文学外译中，“翻译什么”的问题同样突出存在，它不仅关系到译本在异域文化中的生命力，更决定着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内涵与实质。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各国在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进程中都首先将本民族最优秀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介绍出去，我国在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首先依托的也是“大中华文库”等重大出版工程，力求系统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部分论者对此却持不同看法，有文化工作者从新媒体时代“如何定义‘什么值得翻译’”的角度提出质疑：“传统对外译介的扶持目标，常常集中于成套的经典、长篇小说、大部头的作品，仿佛把中国文化变成世界级经典‘送出去、供起来’就是文化译介的最佳出路”，也有汉学家以某些通俗作品的成功“走出去”为例，对严肃文学在文学译介中的地位发出责问：“严肃文学是否为一个国家唯一应该向外传播的类型？是不是只有某一种类型的小说能够走出去？”应该“走出去”的，到底是似有曲高和寡之嫌的严肃文学、经典文学，还是更“好看”、受众面更广的通俗文学，这已成为翻译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命题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面对翻译实践中凸显出的这一根本性问题，翻译批评的作用尤为重要，只有翻译批评以“在场”的姿态，充分关注翻译现实，坚持翻译的科学定位与价值导向，才能引导翻译界真正做到“择当译之本”，从而从根本上推动翻译实践的理性与繁荣发展。

翻译活动的可能性，需要翻译批评的探索与开拓。翻译活动历史悠久，正是通过翻译，“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同样，翻译自身也始终处于不断成长的发展历程中。翻译沟通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它应建立并实现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与对话。布朗肖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由无比复杂的空间关系构成，无论寻常的地理空间，还是实际生活空间都无法像它那样独特。”基于语言又超乎语言的翻译更是如此，它以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为中心，构建包含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文本内外多重要素的互动系统，翻译自身的存在、翻译行为的展开永远都指向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范围，并深受各种关系变化的关联与影响。因此，无论就文本新生命的诞生、文本意义的理解与生成，还是就译本生命的传承与翻译的成长而言，翻译都是一个生成性贯穿始终的复杂系统，不断在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维度内寻求并拓展可为的空间。同时，翻译也是一个具有生成性本质特征的动态发展过程，以自身生命在时间上的延续、在空间上的拓展为根本诉求。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揭示翻译活动不断丰富的内涵、拓展翻译的可能性。对此，翻译批评责无旁贷。

批评的“评价性”本质决定，翻译批评就根本而言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是针对翻译活动展开的评价与反思。法国当代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贝尔曼认为，翻译批评通过其对象化的批评实践，所要实现的根本任务正是不断探索并拓展翻译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否定”绝非翻译批评应有的姿态，任何纯粹否定的批评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批评，简单的摧毁性工作无法承载翻译批评的意义，也无益于翻译批评在实现翻译的价值中实现自身作为批评主体的价值。翻译批评在有所“破”的同时必须有所“立”，即建构或开启“一个复译的空间”因此，贝尔曼强调，批评者的任务并非提出一个新的翻译方案，也不在于扮演“建议者”的角色，而是在外国作品向一种语言文化空间移植这一更广阔的视野下为译本生命的更新与拓展提供新的可为空间。这就意味着，翻译批评应以敏锐的理论意识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翻译问题与翻译现象，对翻译活动的动机、模式、方法、质量等加以检视，对翻译文本展开阐释与评价，推动翻译在其遭遇矛盾与解决冲突相交织的生命历程中不断克服语言文化异质性所导致的障碍，不断实现自身的成长、丰富与完善。

作为沟通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并促使两者形成积极互动的重要推动力，翻译批评对翻译理论具有重要的建构功能。我们知道，翻译实践是探寻翻译本质、把握翻译活动的客观规律、促进翻译理论深化的源泉与基础。翻译批评立足翻译实践活动，通过对翻译作品、翻译现象以及整个翻译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关注，及时总结翻译实践经验，同时凸显翻译实践中的种种问题与危机，促使翻译界对诸如翻译的本质、方法、价值、伦理等翻译根本性问题以及翻译实践中具有普遍或典型意义的现象不断加深理解、认识并形成新的思考，从而推动翻译研究进一步拓宽视野，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取得新的突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不建立在翻译批评的基础之上，如果不对具体的翻译实践所显示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提取和剥离，如果不厘清构成翻译史的各翻译环境与翻译作品的关系，翻译理论如何能够成立”。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翻译批评为基础，翻译理论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尤其是翻译视野的拓展、不同翻译研究途径之间的相互丰富与补充，则会为我们认识与理解翻译进而为翻译活动本身开启一种新的可能性。

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

总主编 许钧

翻译活动评价的科学性，需要翻译批评的保障。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翻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而独特的角色，翻译质量，尤其是文学翻译质量问题也因而越来越受到关注。令人担忧的是，在主客观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翻译质量失控已成为当前翻译界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在翻译领域中，翻译事业健康、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也取决于翻译质量的提高。而提高翻译质量，首先需要翻译批评对翻译活动进行科学评价，进而有针对性、有导向性地既“剪除恶草”又“灌溉佳花”，充分体现批评的评价、监督与引导功能。保障翻译活动评价的科学性，翻译批评至少在以下两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

一是深刻把握翻译的本质与价值。翻译评价是一种主体性活动，其中必然包含并体现着批评主体的立场、选择与情感。但仅凭主观印象和感受的印象主义批评不可能具有客观性，实事求是的分析、全面客观的评判必然建立在对翻译及其价值有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德国翻译理论家豪斯在其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构建中，始终坚持一个基本观点，即评价翻译质量的关键在于对翻译本质与价值的认识。在她看来，“有关翻译的最为重要而且也是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判断某个翻译作品的质量”，“因为任何关于单一作品的价值或质量的成熟都包含着关于翻译的性质与目标的理解”，也就是说，不同翻译观和理论立场必然导致对翻译作品的不同见解与评价。

二是建立多维的翻译评价标准。有批评就必须有一定的标准作为评判的依据和准绳，某种普遍的标准对于评价实践具有根本性意义。在《说的几乎是一回事——翻译经验》一书中，埃科写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地球几乎与火星一样，因为两者都绕着太阳转，并且都是球体，但地球也可以几乎像另一个太阳系中运行的其他任何星球一样，它也几乎和太阳一样，因为两者都是天体，它还几乎像占卜者的水晶球一样，或者几乎如同一只气球、一个橙子。”透过这个颇为风趣的例子，埃科引出的正是“标准”的概念，当我们面对译文需做出评价时，翻译说的是否与原文几乎是一回事，“几乎”一词的所有弹性和全部疆界都取决于标准——“事先通过协商而达成的标准”。译学界对翻译标准问题的关注与探讨由来已久，但正如杨晓荣所指出的，我国传统译论“在翻译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却存在一种单向度、简单化的思维定式”。翻译批评标准也同样表现出某种简单化倾向，往往局限于翻译的语言层面，局限于原文取向的忠实维度。随着翻译活动的日益繁荣及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翻译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所谓的“信”的标准也不能被片面或僵化地理解。因此，对翻译活动的评价，应突破语言或文本的单一向度，在综合考察翻译场域内各种要素与关系的基础上有机结合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建立涵盖翻译本质、价值、历史、伦理等维度的多元评价标准。

作为规范和引导翻译活动，进而促使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翻译价值得以最大程度体现的重要保障，翻译批评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凸显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实践层面，从1995年的《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到21世纪初围绕《堂吉诃德》杨绛译本的争论、关于村上春树作品汉译的讨论等颇具代表性的翻译批评个案，再到近年就中国文学外译中凸现的诸多翻译根本性问题展开的探讨与批评，我国的翻译批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在场”与“介入”不足的问题，但在根本上持续不断地发挥揭示、反思与警示等多重作用，彰显其导向性功能。翻译批评的责任可谓重大，这就迫切需要翻译批评在积极介入翻译实践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理论建设。根据贝尔曼的观点，翻译批评要想成为“大写的批评”，必须以“肯定性”为其本质特征。“肯定性”意味着翻译批评首先要“肯定”自身，即翻译批评应成为“一种自省的，能以其自身特点为批评主体的，产生自身方法论的评论方式；它不仅要产生出自身的方法论，而且还试图将该方法论建立在有关语言、文本及翻译的明确的理论基础之上”。应该说，与任何形式的文艺批评一样，翻译批评是一种目光、一种立场，更是一种积极而重要的建构性力量，其科学意识与理性精神应以深入的自身理论建构为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人们对翻译活动认识的不断拓展以及翻译理论探索的日益深化，我国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翻译批评研究。1992年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出版，这部专著被译学界普遍视为我国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开山之作，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此后，翻译批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陆续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喻云根的《英美名著翻译比较》（1996）、周仪和罗平的《翻译与批评》（1999）、马红军的《翻译批评散论》（1999）、杨晓荣的《翻译批评导论》（2005）、文军的《科学翻译批评导论》（2006）、王宏印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2006）和《文学翻译批评概论》（2009）、胡德香的《翻译批评新思路：中西比较语境下的文化翻译批评》、温秀颖的《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2007）、吕俊和侯向群的《翻译批评学引论》（2009）、肖维青的《翻译批评模式研究》（2010）、赵秀明和赵张进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2010）、刘育文的《解构主义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批评》（2014）、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2014）、刘云虹的《翻译批评研究》（2015）等。国外的翻译批评研究起步相对早一些，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翻译批评：潜能与局限》（Katharina Reiss，1971）、《翻译的社会批评》（Annie Brisset，1990）、《翻译批评论：约翰·唐》（Antoine Berman，1995）、《翻译质量评估（修正）模式》（Juliane House，1997）、《翻译质量评估：论辩理论模式》（Malcolm Williams，2004）、《翻译质量评估：过去和现在》（Juliane House，2014）等。

翻译批评理论探索取得的进展令人欣喜，但也应看到，长期以来，翻译批评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于翻译基础理论研究和翻译史研究而言，翻译批评发展较为缓慢，翻译批评的重要价值因而未能得以充分彰显。进一步推动翻译批评理论的探索与建构，不仅需要译学界给予更多关注，也需要在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不断对翻译批评理论建构进行反思与批评。基于此，这部《批评之批评：翻译批评理论建构与反思》遴选并辑录了我国译学界针对国内外翻译批评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评介文章，一方面对翻译批评的阶段性成果加以梳理、总结，展示翻译批评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检视与反思翻译批评走向系统性研究的进程，以期在批评的建构性力量中，对翻译批评未来的发展做出积极探索。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侧重于对翻译批评研究专著的评介与批评，所选论文涉及《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批评导论》《文学翻译批评论稿》《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翻译批评论：约翰·唐》《翻译质量评估（修正）模式》等国内外翻译批评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各篇论文基本上呈现出评介与反思两方面目标，既有对翻译批评研究成果的特点和价值的深入剖析、评价与肯定，同时也关注、审视著作本身及翻译批评研究存在的有待完善之处。跟随上编各篇论文的批评目光，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翻译批评研究就总体而言具有以下特征：①着力构建翻译批评的理论体系，推动翻译批评从经验走向科学；②积极拓展翻译批评研究视野，注重跨学科研究路径的探索及西学与国学的融会贯通；③立足翻译本质与价值，结合理论与实际，力求构建翻译批评的多元模式；④关注翻译批评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的建设性作用。国外翻译批评研究除了同样注重多学科理论的交叉运用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之外，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翻译质量评估方面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建立了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下编侧重于对国内外翻译学者的翻译批评研究成果的整体性评介，关注的对象不仅有翻译批评研究专著的作者，也包括虽未专门就翻译批评撰写著作但对翻译批评做出了重要思考与论述的学者，如纽马克、维尔斯等。这部分论文同样具有强烈的批评意识，一方面对相关翻译批评研究加以整体把握，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剖析该研究对推进我国翻译批评理论建构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对其种种不足进行客观评价，借以思考翻译批评研究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的可能路径。此外，下编还收录了部分翻译批评研究专著的序言。

昆德拉曾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缺席遭批更糟的事了。”对于翻译而言，具有规范、引导、开拓与建构功能的翻译批评同样不可或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翻译既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同时也无疑面临着巨大挑战，翻译批评显得尤其必要。我们也看到，尽管翻译批评研究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但总体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翻译批评的发展在整个翻译学研究中始终较为滞后和薄弱，翻译批评理论建构仍亟待进一步加强。翻译批评任重而道远，期待在不懈的探索中，在不断的反思与批评中，翻译批评能够切实承担起应尽的职责，真正成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那条强有力的纽带。

刘云虹

2019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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